1937年，红军师团级干部惨遭马家军害后，被捆绑起来，整齐排放在墙边。马匪正准备将他们送去邀功请赏，这一幕，成为河西走廊血色历史中最令人痛心的一页。
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，两万一千八百多人奉命西渡黄河，组成西路军，向河西走廊挺进。谁也没料到，这支部队即将遭遇红军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失败。
1937年1月，高台县城。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带着三千多人被马家军两万余人围了九天九夜。子弹打完用刺刀，刺刀弯了用石头，石头没了用牙咬。
1月20日天快亮时，混进队伍的叛徒悄悄开了城门。马家骑兵像潮水一样灌进城里。董振堂带着几个警卫退到城东南角一堵土墙后面，双腿已经被机枪打断。他把最后几发子弹留给围上来的敌人，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。
马匪冲上来割下他的头，用酒精泡进玻璃罐，快马加鞭送到南京。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在同一场战斗中战死，头颅被割下，和高台城几百名红军的人头一起，码放在城门口示众。
三个月后的祁连山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突围时负伤被俘。马步芳把他押到西宁，摆酒设宴，让他只要点个头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孙玉清连筷子都没动，说参加革命那天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。几天后的一个深夜，他被拉到黄河边处决，头颅同样被割下来拍照。
最令人窒息的画面出现在张掖城外一座大庙的院墙根下。1937年3月，马家军从俘虏营挑出十几名红军师团级干部，反绑双手，用铁丝勒进肉里，押到土墙前。这些人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，有的被割了耳朵，有的被剜掉眼睛，但脊梁骨没一个弯的。
马匪头目让新兵拿他们练胆，用马刀一个一个砍。刽子手把砍倒的尸体拖起来，故意靠着墙根排成一排，像堆放货物一样码得整整齐齐，等着送去西宁点数领赏。一个躲在隔壁院子的老百姓后来回忆，他听见有人扯着嗓子喊“共产党万岁”，声音没落完就断了。
张掖一地被杀的红军就有三千二百多。193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七百人被拉到城郊河谷，马刀和军镐一起往下招呼，尸体全扔进大坑。有人当时还没死透，就被上面堆下来的尸体重重压住。
妇女抗日先锋团的一千三百多名女兵，被俘后的遭遇更惨。有的被剥光衣服活埋，有的被几十个匪兵轮奸到死，有的被分给各级军官当丫鬟和小妾，转手卖掉三四次。妇女团政委吴富莲被俘时二十五岁，敌人想从她嘴里撬出情报，她趁看守不注意，吞下一把针，活活在牢房里痛死。
一个叫陈惠芳的女兵在关押期间，透过门缝看到战友被绑在木杆上，马匪兵一刀一刀往下片，旁边一群人下赌注叫好。还有两个红军被浇上油点着，匪兵围着燃烧的人喝酒取乐。
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在祁连山负伤被俘，才二十三岁。马步芳下令把他绑在大炮口上，一声炮响人就没了。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委陈启华战死时只有十八岁。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弹尽被俘，敌人还没说完劝降的话，他就破口大骂，被当场乱刀砍死。
整个西路军团以上干部死了一百四十三人，军师级干部死了二十多人。出征时的两万一千八百余人，战死七千多，被俘后遭杀害的五千六百多，最后走到新疆的只剩四百多人。
血债拉得再长也总有清算的一天。1949年秋天，西宁城里，一个当年流落下来的西路军老兵，在街上认出了正在买烟的马家军刽子手韩起功。那道右眉骨上的刀疤，他记了整整十二年。老兵悄悄跟着，随后向新到的解放军报告。韩起功很快被抓获公审，押到刑场枪决。
高台烈士陵园里，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墓碑并肩而立。那堵码放过烈士遗体的土墙早就塌了，风沙把骨头也收进了黄土。但河西走廊的风年年刮过，呜呜咽咽的，像有人在风里反复喊着同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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